家庭，在非常漫長的歷史時期中，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細胞。中國的家庭或者說家族，更是于幾千年的文明歷史演變中，具有其特殊的性質和形式，而“姓”就是家族的一種標志。記載這種家族血緣譜系及其播遷和演變歷程的，就是族譜。

　　現在我們許多人，每每對三代以上的家族歷史說不清楚。追溯和認識本家族的過去是很普遍的興趣和愿望。自己的“姓”源自何時何地，有過哪些人物事跡，家族如何移居變遷，都是大家希望了解的。尤其是身在異域的華僑華裔，聚合同“姓”同宗，探索“姓”的起源地，形成了尋根的情結。

　　中國的“姓”的本質及其形成變化，是一個非常有深度、廣度的學術研究問題。在先秦時期，有“姓”有“氏”，意義截然不同。到戰國晚期以后，原來的“姓”逐漸泯滅。漢代以來的“姓”實際是先秦的“氏”，反映了社會組織的重大變遷。至于少數民族的“姓”，又各有特色。中國自古至今，究竟存在有多少“姓”，尚有待研究確證。1985年出版的慕容翊《中國古今姓辭典》前言云“已知中華民族古今姓氏的總數有六千三百多個”，《辭典》實收4386條。1990年印行的毛玉良《千家姓》，收單字姓1886個、復性637個，共2523個。考慮到古代姓氏多有佚失，這顯然不能是古今姓氏的全數。竇學田所編《中華古今姓氏大辭典》中收錄古今姓氏已 12000個之多。袁義達、杜吉甫所編《中華姓氏大辭典》中收錄的中華民族姓氏也有11969個，其中單字姓5327個、雙字姓4329個、三個字以上的姓氏2313個。由此足見，對“姓”的研究，確實是一項重要而復雜的科學分支。

　　家族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十分巨大，古人對家族關系更極重視。在殷商甲骨文已見有家譜刻辭，其先祖可上溯到商以前的夏代。到周代，“同姓不婚”已成為社會生活的原則，并且逐漸形成嚴格顯示家庭內部親疏關系的喪服制度。據《周禮》記載，當時有了專掌“奠系世，辨昭穆”，即家族譜系的史官。戰國末成書的《世本》一書，應是這個傳統的產物。到漢晉以下，譜系之學更加興盛。早期僅有王公貴族有譜，后世各地各族普遍修譜，甚至山村海疆、海外華人，莫不有譜。數量龐大的家譜，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　　我國的譜系之學雖然源遠流長，各種家譜尤為繁多，汗牛充棟，然而由于年世綿遠，其間缺失疑難，情況復雜。宋代洪邁作《容齋隨筆》，已說“姓氏所出，后世茫不可考，不過證以史傳，然要為難曉”。現代關于中國“姓”的研究，必須在浩若煙海的材料中網羅輯集，求其真相，其難點我以為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：

　　第一是溯源問題。中國的“姓”，相當大的部分起源古遠，但是史缺有間，譜系的早期段落很少線索可供尋覓。像孔子一家那樣譜系足據，流傳至今的，相當稀少。尋繹史傳，探源溯本，不能不費很大的力量，很多時候尚有待新的發現。

　　第二是制度問題。如上所述，古今姓氏等制度變異頗大。我曾有小文《考古發現與古代姓氏制度》、《先秦人名的幾個問題》，說明古時人名有姓、氏，有名、字，有的有爵與職官，有的死后有溢，復雜異常，而家族得氏(即后來的“姓”)常與這些有關。事實上各個時代“姓”的制度，都需要專門研討。

　　第三是流變問題。中國古今姓氏，多所演變，有分有合，情形非常繁復。總的說來，我國的“姓”數目眾多，但相對于數量很大的人口而言，“姓”又顯得較少，和外國的“姓”，包括鄰國如日本的“姓”，有著差別。我國怎樣形成像“李”、“張”、“王”等等的人數特多的“姓”，又怎樣保存非常冷僻罕遇的“姓”，很值得研究。

　　第四是民族問題。歷史上少數民族的“姓”，自然應作專門探討。東北師范大學陳連慶先生有《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》，提出：“古人對姓氏之考證，重點多在漢族之姓氏，而對非漢族之姓氏雖有注意但多忽略”，其說極是。陳書范圍為秦漢魏晉南北朝，分為匈奴之屬，鮮卑、烏桓、東夷之屬，高車、柔然、突厥之屬，蠻、越、溪、俚之屬，羌、氏、西南夷之屬，西域之屬。對于其他時代，也有必要做類似的工作。

　　盡管有這些難點，近年學術界對“姓”的研究還是取得了顯著的成績，揭示了一系列問題，澄清了好多混淆和疑難。今天，對古今的“姓”進行深入研究，同時普及有關學術知識的條件，可說已經具備了。目前，姓氏書籍的陸續出版，如《譜謀學研究》叢書、《中華姓氏譜》等等，正是以這種形式出現的。這些書籍的問世，既促進了姓氏研究的深入發展，又適應了當前社會，特別是海外僑胞回大陸來“尋根謁祖”的迫切需要。現在許多海外僑胞回大陸來“尋根謁祖”，主要是依靠族譜的記載進行。世代相傳的族譜就是他們“尋根謁祖”的主要依據。因此，姓氏、族譜與尋根，就成了社會上特別是海外僑胞普遍關注的熱門話題。

　　作者：李學勤